"寡單體”的浪漫選擇——記天馬首席顧問賈韋國

本刊記者 時戴

賈教授夠浪漫！兩個多小時的採訪，親眼近距所見其人、親耳聞聽他海侃神聊之後，筆者得到了這麽個印象。這似乎與嚴謹自然科學家不是很對拍，便謹慎徵詢，是否可以把你定調為“浪漫科學家”？以爲會尷尬，不料賈教授毫不猶豫就爽朗接受：可以可以！並說：
科學家就應該浪漫！
筆者對賈教授此一結論印象十分深刻。賈教授的老朋友和老搭檔、天馬葯業集團董事長兼CEO黃冬先生也曾這樣評價賈教授：William（即賈教授的英文名）的思維非常活躍和廣泛，海濶天空，但又能集中到一個與衆不同的、很有創見的新論點上。不是每個科學家都具備這樣的素質，以思維方式和學識廣度、深度比較，水平立見高下。
賈教授是個極有個性的“寡單體”——這是他對於傳統中藥現代化所創造和貢獻的新概念。“寡”和“單”都是同一個意思，以加強語氣，“寡單體”的含義，是指傳統中藥複方紛繁衆多的成分中的一個可測定的、明確的單體。作爲一名科學家，他首先一定是個非常明確的“寡單體”。
與“寡單體”概念緊密相連的，是“選擇性”，也就是在諸多中藥成分寡單體中作選擇，挑選出最優者加以組合，形成最佳組方。因此準確的概念是“選擇性寡單體”。
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寡單體。人作爲社會動物，在社會中生存是必須作選擇的，或者你主動選擇並努力爭取進入社會的某個單元細胞，或者被動地等待社會選擇甚至淘汰你，總之都必須作選擇。賈教授至今的人生，也無例外地不斷在作選擇。

艱難而幸運的第一次選擇：改變人生

賈教授如今是集諸多科研成果和職務頭銜榮譽于一身的著名科學家：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醫學院終身教授，不列顛哥倫比亞省（BC）省腫瘤研究中心資深科學家，加拿大國家健康研究院（CIHR）学者奖获得者，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兼職教授。在分子生物學、腫瘤、基因療法和神經醫學等多個領域有超過20年的研究經驗。是加拿大第一位，也是世界上少數幾個率先使用病毒進行肿瘤治療的科學家之一。獲得多項政府頒發的獎勵和研究基金，曾為加拿大國家醫學研究協會和加拿大國家腫瘤研究基金評委。曾多次接受加拿大國家電視臺CBC和多家知名科學雜誌，如《發現（Discovery）》雜誌的專訪，介紹他所從事的研究課題並多次被專業會議邀請做專題講座和發言。在各類學術雜誌上發表了50余篇關於腦學研究及腫瘤學研究文章。在1999年的《時代》雜誌上，他的照片和其他20余位科學家並列，被稱為加拿大最優秀的醫學科學家……
但令筆者十分驚訝的是，在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制度，他選擇報考志願之時，竟然打算報考與自然科學風馬牛不相及的上海戲劇學院編劇專業！
“因爲我那時候在煙糖公司工作，那年代所有單位都在搞文藝宣傳隊，我對話劇特別感興趣，就給宣傳隊寫劇本。還鑽研了戲劇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論。”賈教授如是説。
筆者終于明白了賈教授浪漫氣質的緣由。文學藝術需要浪漫情調，愛好文學藝術，是一種心靈本質上的共鳴，能不浪漫嗎？
爲何最終沒有選擇當劇作家，而選擇了科學道路？“我愛好文學，但更愛科學，特別是生物學，從小就很喜愛。”賈教授說。
這也是一種天性。求知是人類特有的智慧行爲，少年兒童的求知欲望則更強烈。然而遺憾的是，賈教授少年時代的上一世紀六十年代，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社會剝奪了整整一代中國人的上學讀書權利。
賈教授屬於“初中69屆”，這個概念是以3年制推算的，也就是1966年暑假后升入初中一年級。還沒入學就趕上文革爆發，此後3年，根本就沒上課，也必須“畢業”，所以“初中69屆”畢業生完全是冒牌的，真實學歷只是小學畢業。
初中“畢業”后，賈教授只能“上山下鄉”，去安徽省農村接受了兩年“貧下中農再教育”。1972年，受惠于照顧獨子政策，又囘到上海，未能被正式招工，被安排在裏弄小加工廠做臨時工，不過也“臨時”了4年時間。
雖最好的青少年時光無緣於學校教室，但賈教授喜愛自然科學之心從未泯滅，他去舊書店買囘了文革前出版的整套數、理、化、生叢書，開始了自學之路。在安徽農村插隊時的農活越艱苦，就越激發他自學的欲望，也是一種精神支柱吧。在上海裏弄加工廠裏，他遇到了一個年齡相仿、也在自學的工友，共同的愛好使他倆成了好朋友，兩人一碰面就一起討論各科題目，解答難題。
那時候意識形態和政治壓倒一切，自學自然科學只能偷偷摸摸，公開討論數理化很不合時宜。兩人爲了方便學習討論，便主動要求調整做一份最苦的活兒。那個加工廠是做老式電子管錄音機外殼的，有一道打磨工序，會產生粉塵污染，誰都不願幹，他倆主動向領導要求調換去幹那份活，圖的是那個工段位於最偏僻的頂層，除他倆外，幾乎沒人干擾，盡可以放心地討論研究習題。
“我們把數理化叢書的每一道習題都做了，不止做一遍，反復做，許多題都能背下來。”賈教授回憶說。由於大量演算習題，很費紙，爲了省錢，就去買那種很薄很薄、幾乎要透明的紙，用一張厚一些帶有格子的紙墊在下面，顯示出格子，在薄紙上做題，那張厚一點的有格紙就反復用。就那樣的薄紙，用掉的摞起來能有一人高。
功夫不負苦心人，1977年高考制度一恢復，賈教授以初中69屆的學歷，其實只有小學畢業的學歷報考大學，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復旦大學生物系錄取。他的自學搭檔也一起報名應考，同樣成績優異，卻不幸在體檢時被發現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失去了入學的機會，令人惋惜。
如果說上大學之前的文革荒廢、插隊、裏弄工廠做工，都是身不由己地由社會擺佈的話，那麽，考上大學可以說是賈教授第一次自主的選擇。當然，前提是社會提供了機會。但在這個一反以往的以階級論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公開宣稱“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可以說是中國社會最公平的機會面前，許多“老三屆”初、高中生早已把知識連同汗水一起埋進了黑泥黃土，只能面對機會嘆息不已，惟有少數自強不息、有充分準備的人才獲得了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說，是包括賈教授在内的這些人才第一次自主選擇了人生，並且改變了命運，確定了連續至今的人生軌跡。

第二次選擇：登上尖端科學殿堂

            1982年春從復旦本科畢業后，賈教授被分配到上海水下工程研究院水下生理醫學研究室工作，專門研究人體在高山和水下環境中的生理反應。
            3年后，賈教授又作出了人生第二次重大的自主選擇：自費到加拿大留學。
那個年代，中國剛剛改革開放，長久以來的政治鬥爭尤其是文革的大破坏，使得國家瀕臨經濟崩潰，百廢待興，與西方國家差距巨大，發達的西方成了人們心目中的天堂，到西方留學，更是年輕學子們夢寐以求的理想。
那時候國内大學的招生規模仍很小，而大學畢業后能到海外留學的，更是鳳毛鱗爪，個個都是國内的英才。海外留學生分爲兩類，一類是公費，由國家提供費用，一類為自費，費用自理。如今國内有許多大款輕而易舉地自費把子女送到海外讀書，而在那個年代絕對不可想象。那時候還沒有“大款”的概念，人們都還在拿著仍然是平均主義的低工資，掏腰包送子女出國留學簡直是天方夜譚。所謂自費，全靠學生自己以“托福”、“GRE”的成績爭取海外學校的獎學金。洋人的錢不是那麽好拿的，相較而言，自費生比公費生更得凴本事。
經過大學畢業后幾年的準備、衝刺，賈教授拿到了西岸新斯高沙省的达尔豪斯大學的全額獎學金。這是相當幸運的，意味著不僅足夠交納學費，還有相當寬裕的生活費，免去餐館打工洗盤子之苦，可專心致志于學業。
得益于青少年時期的刻苦自學，賈教授打下了堅實的數、理、化基礎，“我的數理化確實很好，這東西太有用了，以後不管學什麽研究什麽，用上一個數學公式，或者數理化一起綜合思考，就像拿鑰匙開門一樣，一通百通。”賈教授頗爲自豪地說。
看來，“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這句名言，在賈教授這裡體現得最充分。憑藉這些本錢，不論是在復旦的本科階段，或是海外留學的研究生階段，還是學成后以科學研究為職業的階段，賈教授都能得心應手遊刃有餘，不僅造就了他跨學科多面手的優勢，更使得他在廣博的基礎上一步一步登上尖端的科學殿堂。
賈教授在达尔豪斯大學拿到了碩士學位后，又被舉世聞名、位于溫哥華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錄取為博士生，1992年獲得博士學位，在经过了3年的博士后训练后，因其在肿瘤的病毒治疗方面开创性的工作而獲得医学院的助理教授职位。
賈教授的學術活動範圍很廣，橫跨分子生物學、腫瘤學、基因療法和神經醫學多個領域。使他在國際醫學界贏得名聲的，是在做博士後時，率先使用病毒進行肿瘤治療。
當時全世界只有少數幾位科學家在做這方面研究，賈教授是加拿大第一人。但他的方法與其他科學家不同，其他科學家所用的病毒是不可複製的，而賈教授使用的病毒可以不斷複製。可不斷複製，説明病毒活性強，這當然是有風險的。但經過基因改造后，其安全性反而更可靠。不過這個論點和做法在當時（九十年代初）相當異類，並沒有被接受。十幾年過去，如今已被普遍認同，證明賈教授是對的。賈教授的項目目前正在進行臨床試驗研究，可望
成爲抗癌新藥。
憑著對病毒和基因的深入研究，在2003年“SARS”病毒入侵人類、引起全世界一遍恐慌之時，賈教授配合天馬葯業集團另一位科學家、著名蛋白質專家William Campbell，以最快的速度全力研究SARS病毒，是全世界首次發現SARS病毒全部特異性表位元的兩位科學家，此技術可開發出最爲有效的SARS疫苗。
在國際醫學界，賈教授所從事的病毒基因治療，對腫瘤的研究，對SARS病毒的研究，以及涉及分子生物學、神經醫學等其他研究項目，都屬於“主流醫學”範疇，而家鄉中國的傳統中醫藥，在國際上則被視爲“非主流”，或“補充、替代”醫藥。賈教授雖成就於海外，融入了“主流”，但畢竟生於中國長於中國，血管裏流淌著的是中國人的血，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中醫藥的博大精深有切身的體會。眼見中醫藥長期不被國際主流醫學界所接受，賈教授立下決心，要為中醫藥現代化、走出國門做出自己的貢獻。由此，他創立了“選擇性寡單體代謝藥物”理論，並因此結識了企業家和藥學家、天馬葯業集團董事長兼CEO黃冬先生，兩人共同開創了一片新天地。

                                                       第三次選擇：情係中華中醫藥

前面說過，“寡單體”不是一個完整的概念，必須加上“選擇性”，但“選擇性寡單體”雖含義準確仍然不完整，完整的概念是“選擇性寡單體代謝藥物”——這是一套全新的、可用於指導傳統中藥現代化的理論。
衆所周知，西藥主要為化合藥物，是在實驗室用化學方法合成、並通過細胞或基因試驗驗證藥效，再放大到動物和人體試驗，最終成爲藥物的。因此西藥具有化學成分和藥理藥效明確、質量穩定可控、可大規模工業化生産的特點。而傳統中藥缺乏西藥那種微觀的細胞或基因試驗，藥理藥效不明確，且中藥複方的成分複雜，其中的有效成分也不明確，這是阻礙傳統中藥走向國際的最大障礙。
那麽，用什麽方法才能把傳統中藥現代化，與國際主流醫藥接上軌？
這就是賈教授的“選擇性寡單體代謝藥物”理論要解決的問題。
這個理論是建立在如下發現的基礎上：
——傳統中藥複方只有不到1%的成分能被吸收入血。
——被吸收入血的有效成分，常常是以人體吸收消化后的代謝產物存在的，通過從血液或靶器官中檢測、收集這些代謝產物，可以引導開發新藥。
——吸收入血的中藥成分有相互協同的作用，這種協同作用是中藥作用多靶向性的藥理基礎。
根據這些發現和理論，“選擇性寡單體吸收代謝后藥物”（Selective Post Absorption and Metabolism Drug ，PAMD）的内涵是：
1. 目前中藥新藥的研究更注重于複方的作用，注重複方中各成分的比例和實際的臨床療效，而不是某種有效成分的含量有多高。通過複方中的各成分合理的配伍達到增效減毒的的作用。因此PAMD對藥理學機制明確的中藥成分單體進行有效地優化組合，利用它們之間的協同作用來充分發揮其多靶點、多重機制的藥理特點，進而達到增加療效的目的。
2．PAMD概念要求複方中的有效成分必須有著清晰的化學結構、能定性定量並且能進行現代醫藥工業化的生產，有完善的質量控制，產品質量符合國際標準。
3. PAMD 要求主要的構成單體必須有明确的藥物藥代動力學，充分地瞭解其吸收、分佈和代謝的規律；另外，要採用現代科學方法，闡明各單體的活性成分與作用靶點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各單體之間的相互關係，做到真正的“安全、有效、可控、穩定”。
4． “藥物臨床療效好才是硬道理”，PAMD 倡議徹底改變中藥新藥開發過程中在中藥研製和審評中重基礎研究輕臨床研究的現象，將中藥新藥的臨床實驗放在新藥開發的中心地位。
理論是很好的理論，而重要的要把理論付諸實踐。但藥物開發是生産和商業行爲，賈教授畢竟只是身在學術寶塔尖上的科學家，而不是企業家和商業家。那麽，誰有可能把這套理論付諸實踐？
“緣分，我和黃冬認識、合作，完全是一種緣分！”多少年后接受筆者採訪時，賈教授仍十分激動感懷。
所謂緣分，應該解釋為“可遇不可求”，是由“遇”而相互鍾情，而不是苦苦求來的。這種鍾情是出於雙方發自内心的互有好感、相互需要而互相吸引，雙方是平衡的關係，而苦求來的東西往往不平衡，不能叫緣分。
事實上，賈教授和黃冬先生的認識完全出於偶然：有人请吃午饭，他倆都分別受到邀請，
原本互不認識的兩人因爲這顿午餐而結識、握手了。
哲學上的“偶然”與“必然”是一對對立統一的範疇，即偶然中包含著必然。兩人的偶然認識，其實就包含著必然：兩人都認識Party主人，否則不可能都被邀請，若只有一方認識而一方不認識，兩人就碰不上面了。更深層次的必然性則是：賈教授已經開始有意識地要結識產業界人士，而身在產業界的黃冬先生，也有意識要尋找科學界人士。
正是這種必然性，使得初次見面的兩人一拍即合。兩人的這次會面完全可以用“心有靈犀一點通”來形容：黃冬先生簡要自我介紹時説到他正在從事的事業，引起了賈教授的興趣，再繼續交流，根本不需要技術背景方面的彎彎繞，兩個人的一問一答，每句話都直接點到關鍵問題上。會客場面簡簡單單的一席話，使得兩個初次見面的人仿如熟識多年的老朋友，一下子就成了莫逆之交。
若問賈教授和黃東先生爲何會有如此機緣？還是得用“緣分”解釋。天馬葯業集團創始人黃冬先生是一位在廣泛的商業領域具有豐富創業經驗的企業家，同時也是一位優秀的科學家。與賈教授的“學院派”科學家不同，黃冬先生成爲科學家，完全從實踐出發，是產業實踐需要迫使他去鑽研。當然，前提是他本人具備科學家的極高悟性，和鍥而不捨的執著鑽研精神。他於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從事石油化工行業，出於對產業技术的鑽研，使他成爲資深的石油化工專家。
黃冬先生在八十年代後期主要從事天然藥物研發。正是始終如一的鑽研精神，使得他的事業並不因爲行業轉換而中斷，他對植物化學和藥學產生了強烈的興趣，經過不斷鑽研探索，成為植物化學和藥學方面的專家。與賈教授會面的當時，黃冬先生正在開發一個取自天然植物的活性物質，叫“達瑪烷苷元”的抗癌產品，黃冬先生親自設計的提取技術，非常符合“SMCD”的理念，也就是說，在賈教授從理論上創立SMCD之時，黃冬先生已經在實踐上支持了這一理論，難怪兩人會如此投機、相見恨晚了。
於是，很快地，賈教授就被黃冬先生禮聘為天馬葯業集團 “首席科學家”，恰好兩人的英文名字都是“W”打頭（黃冬的英文名直譯“冬”字，就叫Winter），雙W聯手后，創立了天馬葯業集團第一個技術平臺——“選擇性寡單體代謝藥物開發技術平臺”。運用這個技術平臺，天馬葯業開發出了新一代植物葯抗癌產品“博迪克”( PandiMex) 注射劑。
博迪克注射劑的主要成分為一組達瑪烷苷元組方，這個組方是按SMCD原則，在人體外模擬人體消化吸收環境得到的代謝產物，由於以人體消化代謝為依據，產品的藥理藥效十分明確；同時，這個組方是由一組化合物通過優化組合得到的，具有多重治療機制，綜合療效優於單個單體；組方各單體均具有清晰的化學結構，質量穩定可控，可按GMP標準組織工業化生産。
但注射劑在應用上不如口服劑方便。把注射劑的主要成分做成口服劑的技術倒不困難，但存在一個瓶頸問題：生物利用度太低。這是一些傳統中藥口服製劑普遍存在的難題。例如應用廣泛的人參皂苷及苷元類製劑，生物利用度低於5%。為提高博迪克口服劑型的生物利用度，“雙W”繼續聯手攻關，創立了天馬葯業第二個技術平臺——“提高口服製劑生物利用度技術平臺”。博迪克口服劑經過該平臺技術的特殊處理，生物利用度猛增至60-70%。
天馬葯業兩大獨創性的技術平臺和博迪克注射劑、口服劑的問世，為傳統中藥現代化開闢了革命性道路，也是企業家和科學家成功結合合作的範例。

動物本能的延續：生物學家眼中的人類社會

            和賈教授交談是一件很愉快又頗有啓迪的事。筆者的採訪並不限於生物葯業專業上的事情——當然，採訪目的首先就是爲了這些事情，在“主業”完成后，筆者也樂於隨著賈教授廣闊的思路，和他一起神聊起“副業”來。
神聊中，發現賈教授對許多社會科學學科都有涉獵，對許多社會現象都有自己的看法意見。沒想到一個自然科學家會有這麽多思想！筆者由衷讚嘆。“平常我們不說，是因爲沒有時間和機會說，因爲我們的主業太忙了。不說，不等于我們沒有想法，我們既然能對自然科學深入研究，也一樣可以對社會科學深入研究。”賈教授說。
筆者完全同意。事實上，以前許多報考理工科的中學生文科也很好，就像賈教授一樣，愛好文學，但更愛科學，於是選擇了理工科，倒是不少文科考生是因爲理科不行，不得已才選擇文科。筆者學文科出身，年齡與賈教授相仿，也曾經數理化很好，只因不如賈教授刻苦自學，高考時只好臨時抱佛腳報考文科了。自嘲吧。不過現在越來越多理科很好的學生報考了文科，看來文理兼容會更有優勢。
閒話少說，回到賈教授身上。開篇時已點明賈教授對於文學和戲劇涉獵頗深，因此神聊時少不了有關電影、戲劇的話題。賈教授對於一批與我們同輩的、被國内稱爲第五代導演的國際名導們越來越失去批判性很感慨，“搞那些花花綠綠的面子上的東西，或者爲了賺錢拍那些商業片，究竟能給社會、給後人留下些什麽？”還有，賈教授也很不習慣有些笑星以挖苦別人、笑人生理缺陷取樂的現象，“這不是幽默，也不是滑稽！幽默和滑稽是一種有品味的東西，而且品位還相當高。國内許多笑料小品根本沒品味，低俗，下做，我聼了當時也可能會笑，但笑后就看不起他們！”
賈教授有一句對傳統中醫藥的評論，本來應該放在前面有關醫藥專業那部分裏面的，但筆者覺得放在這兒說更合適：
“西藥老是說中藥安全性有問題，其實對中藥根本不了解。西藥的毒理是在實驗室做出來，喂老鼠喂狗喂出來的，中藥呢，是人親自吃出來的。古人為了證明草藥的有效性和毒性，一樣一樣吃，一代一代吃，誰知道吃死過多少人？吃到現在，有沒有毒，毒性大不大，都知道了。你要說細胞毒怎麽做，那是沒有，你要說不安全，那我要問，人吃比狗吃哪個更準確？”
說到“人吃”與“狗吃”，又扯開了去，聊起了人類社會與動物界的區別。賈教授對許多社會現象都很有看法，但也很奇特——往往從生物學的角度去看人類社會。
什麽是民族、國家？其實仍然是一種動物性的延續。高等動物都有群體性，有地盤，有首領，人類不過是把群體發展為民族、把地盤固定為國家，也需要一個首領。種族和民族的道理一樣。
在動物界，種群繁衍是最大的任務，因此，雄性動物的本性是到處傳播精子，精子傳播得越多越廣越好，繁衍的後代也越多越好，這樣才能保證種群不會滅絕。而雌性呢，情況又不一樣了。雄性動物傳播精子並不需費什麽力氣，還能取樂，而雌性生育後代是件很辛苦很耗費的事，生育的能力是很有限的，絕不可能像雄性動物傳播精子那樣輕鬆頻繁。因此，雌性動物對前來配種的雄性動物是要選擇的，當然是選最優者，這樣才能保證生育後代的優化，使種群優化而不是退化，也是保證種群延續的有效措施。於是，雄性動物為繁衍後代的交配行爲也變得不容易了，爲了獲得交配權，必須與同類爭鬥，打得頭破血流。儘管交配時很快樂，但為這一下子快樂，付出的辛苦力氣也不少的。
人類社會也一樣。從根本上說，與動物界沒有差別。男人呢，和公牛公馬一樣，總是攻擊性的，希望到處傳播精子；女人呢，和母牛母馬一樣，總是保守的，要選擇最優者，才會同意交配。因此，男人總是要出軌，對女人的要求不會太高，願者基本上都可以接受，而女人呢，輕易不出軌，對男人挑三揀四。
筆者基本上同意賈教授的高論。不過人類畢竟比動物聰明，女人選擇男人的標準，不僅僅於雄性動物那樣的強壯和力氣，財富的因素也很重要，有時候甚至起決定作用。另外，在現代的社會因素和技術條件下，男人的精子基本上傳播不出去，要麽被保險套擋住了，要麽被避孕藥滅殺了。這主要是因爲在人類社會，男性精子並不是傳播得越多越好，女人也不是孩子生得越多越好——那會是災難。
談到進化論和宗教，賈教授指出，達爾文的進化論能說明許多現象，但也存在缺陷，有許多現象是進化論解釋不了的，比如：
——進化論認爲物種的器官和功能是“用進廢退”，使用的，就會進化，不用的，會退化，但事實上有許多生物的器官和功能長久不用，也不會退化。
——种係的發展並不僅僅於進化，也會突變。
——最大的問題，是生物界的遺傳密碼經常會發生隨機的錯誤，導致物種變異。正是經常發生的隨機錯誤，才使生物界出現千差萬別的多樣性。但是这种随机突变产生种族变异的速度不能用于解释目前地球上生物种系的多样性。
宗教界對於進化論的攻擊，最有力的論據是“Missing Link”（缺失環節），即在生物進化史上出現斷層。古地質考古研究表明，現代生物的絕大多數物種，是在某一地質年代突然冒出來的，完全沒有進化的連接。宗教界因此解釋為上帝的創造。
究竟地球生物怎麽來的？賈教授更傾向于來自外星系。可能是外星系生命隨機地掉落在地球上，也可能是外星人有意識地安排。當然，可以把此類來源解釋為上帝安排，不用上帝，直接用外星人也行。“説不定我們地球上的每個人，就像實驗室裏的白老鼠一樣，正在被我們不知道的外來文明作試驗呢。”賈教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