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風物印象之三 說“番”

也夫

“番”是家鄉話中用得很多的一個字，“番”與“洋”意思差不多，用於統稱中國以外的一切人和事物。但家鄉主要用“番”，鮮用“洋”字，大約只有“南洋”用洋，其他凡用“洋”的，都用“番”字代替：洋火為番火，洋芋為番芋，洋人為番仔，出洋為過番，海外為番平；辣椒則無洋而番，叫番椒，類似的還有番薯（地瓜、紅薯），番葛（涼薯）、番鴨（白鴨的一種）、半番土（番鴨與本地土鴨雜交的後代）；而洋灰，雖未改用番，卻更直接用“紅毛”，紅毛灰。這是因為當年佔領臺灣的荷蘭人屬紅毛，家鄉與臺灣隔海相望，歷來聯繫密切，紅毛灰就由臺灣傳了過來。類似的還有“紅毛正”，即西元元旦。

推而廣之，凡不合家鄉習俗禮儀或常理的行為，都被稱為“番”，如番態、番顛（順便插一句，同為閩南語系的臺灣某領導人曾挖苦其前任為“老番顛”），或番番、番番來、生食番（食物不煮熟而生吃），土番。這些被認為怪異的行為並不特指來自海外，本地人不守禮法者也被劃為同類，都是番。土番則更清楚表示是屬於本地人的番。

由此可見“番”字是個貶義字，貶損的意思強烈，尤其“番仔”。這是因為家鄉人都比較自大，老子天下第一，別人都是“番”都是“仔”。但對有錢有名望的番仔，也相當尊重，稱為“番客”，更有錢的則是“大番”（與北方話的“大款”不謀而合）。

由於真正的“番仔”很少能來到家鄉，倒是“過番”去的家鄉人常來常往，因此“番仔”實際上是指過番去的本地人。但在本地長大了再過番去的，一般不會被稱為番仔，因為他們既在本地長大，不可能全都番掉，必定還會保留本地的深刻烙印。“番仔”特指在番平土生土長的家鄉人後代。

在我很小的時候，曾遇到過一回番仔大規模回來。那是1959年，印尼排華，大批華僑被遣送回國，本縣承擔了很大一部分安置任務，在深山裏開辦華僑茶果場，還專門修了條簡易公路。那年我剛剛上小學，由於學校離茶果場總部很近，全校學生都被安排去迎接他們。只見一輛接一輛的客車和卡車顛顛晃晃地開了過來，一撥又一撥身穿奇裝異服的男女老少紛紛下車，最老的已經走不動路，被抬著下來。那時候我根本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回來，但對他們的奇裝異服印象極為深刻，最嚴重的是男人穿花衣服和留長頭髮，簡直是妖怪。若是本地有人敢於那樣，不被眾人打死才怪呢。幸虧他們是番仔，野蠻不開化，也就原諒他們了。

那時候我母親在華僑茶果場附近鄉村教書，我被迫跟著在那兒念小學（因為很不自由，絕對是壓迫），番仔來後，學校老師們就不再自己做飯了，都上番仔的食堂買飯，我也被迫得時常一個人去打飯。我很害怕番仔，我相信他們都很兇惡，遠遠見了就躲。他們的飯很怪，白米飯也能做成黃色的，很辣，後來才知道是放了一種叫“咖喱”的東西。而且親眼看見他們中有些人吃飯不用筷子也不用勺子，用手抓著吃，我就更害怕了，我相信用手抓飯吃的人絕對是土匪強盜一類。

儘管如此，那個番仔茶果場仍然是本地人心目中的天堂，依山勢建有一棟棟五層高的宿舍樓（比縣城還氣派），有學校（比我讀的小學好多了，我的小學是一座破廟，他們的小學和縣城裏的一樣），有賣東西的百貨店，有體育場，有放電影的禮堂，等等。在偏僻深山裏出現一座現代化小城鎮，的確讓土生土長的本地鄉民們羡慕死了。

最讓本地人眼紅的是他們都能吃“皇糧”，即都是城鎮戶口，每個月鐵定有28斤糧食四兩油供應，而本地鄉民大多連稀湯飯都喝不飽。去吃皇糧，成了本地鄉民，尤其是年輕人的最高奮鬥目標。

那些番仔們雖有吃皇糧的優越性，幹活方面並沒有多少優越，和本地鄉民一樣，天天要出工幹活。本地鄉民做田，他們開山種茶、果，一樣要頭頂烈日揮汗如雨，也一樣被曬得焦黑焦黑。勞動確能改造人，沒用幾年，番仔們就都被改造得和本地人差不多了，男的不再穿花衣服，也不再留長頭髮，幹活時赤著膊，只穿一個大褲衩，很貧下中農。

最讓番仔們難受的，是年輕人找不到老婆。他們回國時是否男女比例失調不得而知，但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總是聽說番仔們“娶無某”（閩南話“某”即老婆）。當然，不是所有的年輕番仔都娶無某，但絕對有一部分男人過剩。於是，這部分男番仔就把眼光盯向本地村姑，但能成事者少而又少。

原因一是本地人和番仔的文化差異，主要是語言差異，那批番仔的祖籍都在廣東，不會說閩南話，儘管後來他們有很多人學會了閩南話，畢竟不順溜。不過這還不是主要障礙，番仔與本地村姑不能成事的最大障礙是戶口。

按當時大陸的戶口政策，城裏人天然是城裏人，鄉下人天然是鄉下人，鄉下人要變為城裏人，唯有通過上學（必須是國家包分配工作的大中專學校）、招工、招幹等極為有限的政策管道改變，結婚則不在“改種”之列，也就是說，鄉下女人和城裏男人結婚，不能變成城市戶口，子女也無法改種，仍然是農民。

依此政策，城鎮戶口的番仔娶本地農家女，那個國營番仔茶果場不能接納女方為該場戶口，許多男番仔因此知難而退了。但也有少數急了眼的或癡情的，仍不顧一切和本地村姑結婚，我老家那個村就有一例。

那個村姑在採茶時（番仔的茶果場每年都會季節性雇請本地村姑採茶）和一個男番仔好上了，儘管雙方家裏都反對，兩人毫不退卻，並且先把肚子弄大，只得結婚。婚後，女方戶口無法遷移，只能繼續留在本生產隊，這就犯了眾怒。本來，鄉下嫁女兒和娶媳婦一出一進，大體上能維持平衡，若嫁女不出，還要再添人丁，豈不攤薄了眾人的口糧？於是那個村姑和兒子總是遭人白眼，日子過得很難受。

時過境遷，在我離開家鄉變身城市人多年後，又“過番”了。不過在老家，“過番”特指到南洋、東南亞一帶，而到歐、美等西方國家的，當然也可以說過番，但一般不這麼說，而直接說所去之國。這可能跟家鄉人的價值觀或者刻薄點說崇洋媚外有關係，似乎只有南洋東南亞一帶才是番邦，去了才是過番，而歐美比“番”要文明。也許不儘然。因為以往與歐美聯繫很少，鮮有人能去到那些國家，自然就與“番”字疏遠了。

“過番”多年後返鄉，按如上所說的家鄉人的邏輯，沒人會把我當番仔。但對我女兒就不同了。要麼說快成番仔了，要麼說就是番仔，客氣點說是“番番”。女兒確實番番，對家鄉的很多事物看不慣，而她的行為舉止也讓家鄉人看不慣。沒辦法的事，家鄉永遠是我的家鄉，因為我在那裏出生長大，但不是我女兒的家鄉，因為她既不在那裏出生，也沒在那兒生長過一天，她不可能有我對家鄉的那份感情。大量海外“番仔”就是像我女兒那樣形成的。

酒足飯飽後又懷舊去看看那個番仔的深山小城，一個在縣上當官的老同學親自開車陪我，車子比我在海外用的車氣派多了，而路面卻比幾十年前糟糕，到處是坑窪。大陸改革開放後，大量番仔後代又回流東南亞去了，沒去的也跑回他們的廣東老家，那昔日熱鬧的小城如今空空蕩蕩，樓房破舊，荒草叢生，看來，深山老林到底還是“番”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