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街村：一隻當代共產主義“周老虎”？

聞之

            2007年歲末，中國大陸最吸引人眼球的莫過於一隻老虎——陝西省林業廳發佈消息稱該省秦巴山區鎮坪縣一個叫周正龍的農民拍攝到了野生華南虎，並有照片為證。由於科學界早就認定野生華南虎已經滅絕，因此周正龍虎照的出現，無疑具有讓珍稀國寶起死回生的爆炸性新聞意義，加之由省級官方出面發佈新聞，足夠權威，一時間全中國歡天喜地，國人們都虎虎生威起來。不料好景不長，虎照一公佈，網路上立即有人質疑造假，繼而引起“打虎”和“挺虎”的網路大戰，隨著造假證據被不斷挖掘出來，戰況趨於明朗，足可認定虎照中的老虎為紙板虎，並被線民命名為“周老虎”。發佈虎照的官方後來雖做出虎照為假的結論，但整個事件疑問重重，至今仍為懸案。
            2008年2月底，中國大陸又出現了一件類似“周老虎”的爆炸性新聞事件，由一家頗有影響力、叫“南方都市報”的報紙發表了一篇長文《“紅色億元村”河南南街村的發展真相》（下簡稱《南街村真相》），該文寫道：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廣泛報導“紅色億元村”，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裏，它一直被當成一個歷史符號、一種異類的典型：每日清晨，村民們在《東方紅》的樂曲中齊齊走進工廠，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樂曲中齊齊走出工廠；他們強調著自己的集體主義，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資，領導與職工同工同酬。然而，就在改革開放進入30周年之際，突然有媒體披露，這個所謂的“共產主義”樣板村早在三年多前(2004年11月)就進行改制，自稱每月仍拿著250元工資的村黨委書記王宏斌(稱呼是“班長”)名下擁有9％的股權，“共產主義引路人”變身“紅色資本家”。最早發現南街村集團改制的《第一財經日報》宣稱：“南街終結”了。南街到底怎麼樣了，記者試圖解開其中的迷霧。經過深入調查，我們挖掘出許多鮮為人知的秘聞，也看到了又一個“神話”的破滅……　

            該文一發表，立即又引起一場網路大戰，“打虎”派認為南街村又是一隻社會形態的“周老虎”，對其窮追猛打；“挺虎”派則咒駡南方都市報造謠誣衊，用心險惡，企圖把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中國斬草除根。遠在雲南省的一群左派人士和老幹部甚至集會聲討該報，將其視為國際資本主義輿論在中國的總代理。一時間各說各話，莫衷一是。
那麼，南街村究竟怎回事？本文將綜合“打虎”和“挺虎”兩派的觀點，作一述評。

                                 貸款姓“資”姓“社”？

      據《南街村真相》一文披露，南街村的發展其實是靠銀行貸款支撐起來的，其產值增長與銀行貸款的增長成正比例關係，2007年，該村（南街村集團）聲稱銷售收入達14億元（人民幣，下同），但已經欠下了16億多的巨額債務，都是從各國有銀行貸款而來，該村實際處於資不抵債的破產境地。
“挺虎”派則反駁說，南街村貸款有什麼錯？哪個企業不貸款？那麼多私營企業都在貸款，你們為什麼不說，為什麼專挑南街村說事？難道資本主義貸款就對，社會主義貸款就錯？
依筆者看來，挺虎派的邏輯有問題。貸款本身並不需區別姓“資”姓“社”。姓“資”姓“社”是由企業自身的組織性質決定的，錢這東西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落在姓“社”的企業頭上，自然就姓“社”，落在姓“資”的企業頭上就姓“資”。關鍵的問題不在於姓什麼，而在於：第一，貸款是怎樣來的？第二，貸來的款是怎麼用的？第三，企業還沒還貸？
先說第一個問題。正常情況下，企業向銀行貸款完全是一種經濟關係：企業為擴大生產向銀行提出貸款要求，而銀行務必對企業進行考察，以確認企業是否真有貸款需要，最重要的，是有沒有償還能力，若無償還能力，銀行的錢袋子絕對不會打開的。道理再簡單不過，賠本買賣誰也不會去做。
但南街村的貸款雖不能完全否認經濟關係，卻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政治關係。
南街村，一個位於中國中原河南省漯河市臨潁縣城近郊、戶800多口3180的普通鄉村，在鄧小平號召改革開放的初期，也隨大流搞村辦企業，搞承包，但後來卻逆潮流而動，堅持走集體化道路。
他們從個體化的承包制又退回到集體化，確有其合理原因：村辦麵粉廠和磚廠承包給個人後，承包者發了財，卻不上繳利潤，甚至連工人工資都發不出來，惹了眾怒，於是村領導決定把廠子收回來，把承包出去的土地也都統統收回來，重新建立集體經濟。
但南街村往後的發展，並非出於這種集體經濟的內在動力，而大大獲益於外來的政治因素。
該村的當家人黨支部（後升格為黨委）書記王巨集斌所需要思考的大事，無非兩條：怎樣將村民凝聚起來？怎樣向村子外的市場推銷自己？據說是“猛然間，他覺得眼前亮堂起來，一輪圓月正高掛天上。”他開悟了，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他老人家了！
於是從八十年代末至今的南街村又回到了六、七十年代：毛主席語錄、革命歌曲、革命口號響徹小小村莊的上空，毛主席畫像掛上了每個集體場所和每戶居民家庭正牆上，毛主席塑像高高塑立在村中央，身穿文革時期綠軍裝的民兵24小時站崗守衛……總之，他們聲稱要建立“毛主席共和國”、“共產主義小社區”。
於是，南街村引起了中國政界的注意。尤其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場社會大動亂平定後，中國籠罩在革命傳統主義的大氛圍中，南街村無疑更有突出意義。即便1992年鄧小平南巡將中國推向市場經濟的不歸路後，仍有不少政要念念不忘昔日光榮，於是南街村就成了與資本主義化對抗的“正面”典型。須知，中國大陸有培養典型的傳統，而且培養典型是不計經濟代價的，比如人所周知的過去對“大寨”的栽培。正因為此，大筆大筆的銀行貸款不以經濟規律而以政治力干預的途徑流進了南街村。
再說第二個問題，貸來的款是怎麼用的？
不可否認，南街村貸來的款主要還是用於發展生產，也辦了26家企業，但總體上看，處於低效率經營狀態。原因一是產業層次低，以食品加工為主，附加值不高；二是攤子鋪得過大，其極盛時期的1997年，產值曾達17億，但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國家經濟政策和銀根收緊，處於迅速擴張中的南街村立即就面臨資金斷鏈的問題，許多工程收不了尾或只能維持虧損經營，南街村從此就走下坡路。三是決策失誤，例如“班長”王宏斌不顧眾人反對，將一個盈利看好的冷庫項目砍掉，獨斷專行上馬“永動機”項目，結果白扔了兩千多萬。不僅“永動機”，該村在意識形態掛帥的狂熱下還搞了一些荒誕不經的項目，例如能讓番薯增產100％的“豐植露”(一種葉麵肥)項目，畝產萬斤的“黨員試驗田”項目。人們發現，只有你聲稱信仰共產主義，就可以很容易跟南街村做生意。
除生產性投資外，該村所貸款項還需用於村民福利支出。南街村實行的是“低工資、高福利”的制度，生活用品包括住房都實行供給制。若村辦企業能盈利，這種供給制倒也無可厚非，問題是自1998年後，該村企業就基本上不盈利或盈利很低，例如2006年純利潤只有310多萬，2007年大約只有285萬，而用於村民的福利支出，每年至少需要2500萬。另外，該村還大筆投資建學校（5000萬）、幼稚園（1500萬）、形象工程（5000萬）等，都在花貸款的錢。
第三個問題，還沒還貸款？
按經濟規律，企業若無力償還銀行貸款，只能被銀行清算拍賣。南街村從來只有貸出而無歸還，已經資不抵債，早該被銀行清算了，然而事實上，南街村在有關權力干預下，仍然可以獲取大量非法貸款。該村駐鄭州辦事處的三層辦公樓，竟然可以抵押了多次獲得貸款。這是明顯的違規行為，銀行方面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欠款不還，若銀行照章辦事，將採取法律行動，由於南街村“情況特殊”，銀行方面又無法對外揭露真相，只好消極抵抗，儘量避免再給其放款。
河南省搞了一個百戶重點企業和50戶高成長型企業名單，原來南街村集團被列入其中。然而2007年底，該省發改委通過與企業溝通和專家論證後，把原來24戶企業從名單中“調出”，其中就包括南街村集團。這說明河南省有關方面已經掌握了南街村的實際情況，也從另一個側面揭露了南街村的真相。

共產主義= 二百五？

南街村當家人王宏斌的文化程度不高，正規學歷相當於小學三年級，他的世界觀很質樸：“這個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動，由傻子去創造，是最後屬於傻子的。”
從“傻子”世界觀出發，他和村幹部們都自稱為“二百五”的幹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僕”，為體現二百五，每個幹部的月薪僅拿250元。
但問題並非自己宣稱為二百五，就真的是二百五，是不是二百五，是有客觀標準的。這個客觀標準也就是“共產主義”的標準。
儘管“共產主義”在社會實踐中並未有成功的範例，但理論上一般認為有兩個鐵杆標準：生產資料公有制，產品按需分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在於產品分配上，是“按勞分配”而非“按需分配”）。
我們就按這兩個標準來對照南街村。
第一，生產資料公有制。對擁有南街村戶籍的村民而言，確實是做到了，該村的確把所有生產資料都收歸公有，而且該村還修建了圍牆，把整個村子和緊挨著的縣城隔離開，大有地理上的獨立王國的味道。但問題是，該村的26家工廠並非全由該村的人在從事生產，而雇用了大量外來工，據資料稱，外來工約有12000多人，為該村男女老少3180口的將近4倍。若這些外來工完全享受和該村村民同等的待遇，我們仍可認為是完全的公有制，但事實上，外來工的待遇與村民不是同等的，僅僅是幹活拿工資（而且工資很低）的打工仔，村民的各種福利一概沒有。不僅如此，村民一般都從事較輕鬆的管理工作，髒活累活都推給外來工，村民與外來工明顯是兩個階層，說白了，村民剝削外來工，就這個意義上說，南街村遠不夠格共產主義。
“挺虎”派對此辯解說，南街村那麼多企業，不雇外來工怎麼生產？哪個企業不雇工？中國到處都有私營企業在雇工，為什麼偏就瞅著南街村不順眼？
筆者認為，這顯然是以表面現象論事的強辯。誰也沒有阻止南街村雇工，也沒人強求南街村一定要把外來工和村民一視同仁。雇工這碼事，是什麼就是什麼，不是什麼也別楞說是什麼，自己若不到處標榜共產主義，有誰會拿放大鏡去挑剔？
我們不妨看看歷史上著名空想共產主義者們的實踐活動，不論是歐文的“和諧公社”，還是傅立葉的“法郎吉”，以及目前仍然存在的以色列的“基布茲”，強調的都是共同勞動、平均分配（“法郎吉”允許有差別，但不大），絕不存在一群人剝削另一群人的問題。要說二百五，那些人才是真二百五，南街村村民說穿了是假二百五，至多只能打半折，一百二十五。
第二，按需分配問題。按南街村的說法，目前他們是“按勞分配”與“按需分配”相結合，但由於按勞部分的量較小（幹、群同等，也就“二百五”上下），按需部分的量大（據統計年人均7000多元，按勞與按需比例大約3：7），他們才敢於自稱“共產主義小社區”。
該村村民們享受著１４項公共福利，住房由村裏統一按需分配，室內傢俱、電器、炊具、中央空調一應俱全，全部由集體統一配備；小孩從幼稚園到大學畢業，所有學雜費都由集體負責解決；村民看病由村裏統一報銷；每人每月供給１５公斤麵粉，吃水、用電、燒液化氣全部免費，每人每月另發４０元的福利購物券；青年結婚、老人去世，一切費用都由集體負責。
這種高福利自１９８６年開始。實際上，截止到目前，南街村村民享受到的免費福利已有２０多項。以住宅為例，從１９９３年起，南街村開始建設高標準的住宅樓，按不同人口分配。大套三室一廳，９２平方米；小套二室一廳，７４平方米。村裏統一配備了中央空調、彩色電視機和傢俱；液化氣灶、抽油煙機等都是統一配置。衛生間設施齊全，一天２４小時熱水不斷。一套住室耗資近８萬元。
對此，王宏斌認為南街村目前做得仍不夠。2008年初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５年內，南街村要讓村民重新吃上大食堂；１０年內，要讓南街村村民的生活用品全部實現供給制，“除了內衣、手錶、金銀首飾、皮鞋、電器等，一應用品全部由村裏提供”，“我們在分配上的口號是：讓南街村富得個人一分錢存款都沒有”。
王宏斌的氣魄不可謂不大。他個人操守方面，是否真二百五不得而知，但願他真是。但據媒體報導，2003年5月，王的老搭檔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臟病突發身亡，清理其遺物時，在其辦公室的保險櫃中據稱至少發現了2000萬現金及多本戶主為王金忠的房產證。更讓人震驚的是，在王金忠追悼會的當天，有幾個抱著小孩的王的“二奶”來到現場，對王生前擁有的財產提出要求。這些顯然已經大大超出了按需分配的範圍，太不二百五了。

真毛，還是假毛？

            南街村作為當代中國的異類，還真有國中之小國的味道，按他們自稱的“毛主席共和國”其實是當今中國必行的管理體制，也設立有三套領導班子：黨委會、村委會、南街村集團，黨委書記王宏斌人稱“班長”，即源於毛澤東所說的“黨委一班人”。但實際上，三套班子很大程度上只是擺設，“王班長”擁有絕對權威，什麼事都由“王班長”一人說了算。從這點看，和當年毛澤東極為相似，稱為“毛主席共和國”還真名副其實。
但令人費解的是，“王班長”處處把毛主席作為神明供奉起來，天天高喊毛澤東思想，其內心深處，並非以毛澤東思想為信仰，而更相信中國傳統的命理甚至怪力亂神。
            王宏斌本來叫“王洪彬”，有一回去深圳出差，大約很受深圳的大氣魄感染，自己也很想幹一番大事，信奉命理的他便找到一名術士為其算命測字，該術士指點他，他和南街村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都是命中註定，若將名字改為“宏斌”，則王書記和南街村將會更輝煌。王書記遂將原名改為現名。
在1999年上馬“永動機”項目時，經過幾個月的研發，還真把“永動機”生產出來了。南街村為此買來了三台新的奧迪轎車用於實驗，將原發動機拆卸掉，裝上“永動機”，但改裝後的汽車並不能正常啟動，三部轎車都報廢掉。
王宏斌並不因此灰心。“永動機”項目的幾個負責人聲稱，之前所以會失敗，是因為缺少神助，“如果能迎來八仙相助，永動機將獲得成功”。
在這些人的建議下，王便在村委會大院的幾個樓房的頂部，安裝上了10餘盞探照燈，加以各種小的彩燈，一共“九九八十一”盞。
入夜，村委大院燈火通明，探照燈光直射天空。不知道的人都認為這是為了營造“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的景象，實際上那是為了恭迎“八仙下凡”。

            當然，“八仙”最終也沒能下凡，“永動機”註定了永遠不能動。經過一番檢討後，村民們甚至為王班長流下了眼淚，“班長為我們日夜操勞，還要受這等委屈”，原諒了王班長，2000多萬元就作為“學費”花掉算了。不過也有人懷疑裝神弄鬼是為要轉移資產，真情如何大概只有當事人自己清楚。
據知情者稱，王宏斌上馬“永動機”項目，源於一個偉大的計畫：如果永動機研發成功，南街村可日進純利近千萬，這不但可扭轉南街村陷於頹勢的經濟狀況，有了錢後的遠景才更吸引人：“我們可以先收購一個鎮，複製南街村的模式，然後再收購一個縣，收購一個省……最後，讓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對當時“永動機”項目瞭解的南街村民及觀察者，證實了知情人的這一說法。
這個氣魄，與毛澤東的“解放全人類”、當世界領袖如出一轍，就憑這一點，王班長夠格“真毛”。其實，毛澤東本人的思想脈絡是：最深層的東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風水地理和宮廷權術，表層才是馬列主義；而王班長能夠做到把毛澤東思想放在命理神仙之表，也算把功夫學到家了。

南街村之謎：真改制還是假改制？

            回到本文開頭所言，《南街村真相》所揭露的南街村早在三年前的2004年11月就悄悄把該村改制為股份制，王班長擁有9%的股份，“共產主義引路人變為紅色資本家”，對此，不同文章有不同說法，真相仍然是個謎。
其實，在南方都市報發表《南街村真相》的前四天（2008年2月22日），中國新聞週刊就發表了一篇調查報告《河南南街村“改制”真相調查》（下簡稱《調查》），但因該刊的社會影響沒有南都大，事件的新聞風頭全被四天后的《南街村真相》蓋過。仔細比較兩篇文章，可明顯感覺立場差別很大：《南街村真相》對南街村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而《調查》雖以中立的記者身份采寫，但也能讓人感覺其對南街村的理解甚至同情。另外，線民指責《南街村真相》作者沒有實地採訪當事人（也難怪，唱反調好採訪嗎？），而《調查》則實地採訪了不少人。
《調查》在篇首對南街村改制的定調是：傳統集體經濟組織套上了一個現代公司制度的帽子，這是南街村“改制”的真相。
按《調查》說法，南街村改制確有其事，王宏斌及村其他領導人分別擁有股份也確有其事，但那些股份僅僅是形式，原因是南街村集團為籌集資金，準備把公司上市，而上市的先決條件是必須改制為股份制，村領導人們只好以個人名義分攤股份。
河南省工商局也證實南街村改制發生在2004年11月，但《調查》指出，三年多來，南街村集體所有制的性質並沒有因此改變，若真改變，“那麼2007年，‘班長’最少就有300多萬元的收入，但是他怎麼不領呢？”
“如今，自稱每月仍拿著250元的王宏斌，和他的眾多同伴們一樣，經常因上交各種外來的捐贈、稿費等等而出現在《南街村報》好人好事的欄目中。”
從《調查》的內容邏輯判斷，南街村至少在目前，改制僅僅是形式，集體所有制仍沒有改變。從王宏斌的志向看，他一直都反對股份制，因為一分割股份，集體所有制立即就崩潰。也許真是為集體籌錢急了眼，才會出現上述名、實不符的狀況。但畢竟在法律上已經完成了改制過程，今後會怎樣，不能不給人留下懸念。

       綜上所述，儘管社會輿論對南街村褒、貶不一，但南街村確確實實是一個真實的存在，而且看來不會像“打虎”派所期望的那樣，立即就垮掉，該村雖然面臨困境，仍然在掙扎摸索。在社會學角度看，南街村模式自有其積極意義，在各種各樣的社會改革嘗試中，也算是獨樹一幟的模式之一，尤其超前型態的、平均主義的“按需分配”，在當今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的中國大陸，無疑具有相當強的道德號召作用。
縱觀人類社會發展史，歷朝歷代都有許多志士仁人試圖改造社會，努力要實現“均富”，而且“均富”的理想往往由有識之有產者提出。近代以來，志士仁人們改變社會的做法無非有兩個途徑，一個途徑是試圖創造新制度，例如歐文、傅立葉，以及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人；另一個途徑是在現存制度下，通過個人慈善行為貢獻社會，慢慢影響和改變制度，例如微軟王國的比爾·蓋茨，股市炒家索羅斯等。各有各的作為，社會按社會自身發展的規律，都會給予適當的評價。
因此，本文的寫作，儘管在前幾部分對南街村有筆調上的貶抑，蓋出於對其不合常理的做法，尤其不按經濟規律獲得貸款、不尊重科學、個人迷信和神仙崇拜等不敢苟同，但本文寫作目的絕非全盤否定南街村，而相當讚賞其想像力和實踐精神，畢竟，社會發展進步需要有勇敢的前驅。

（本文根據網路文章資料綜合述評）